来晃去。

陆敬亭喝了口茶，看着他们两个。

“南昌这一仗，打得怎么样？”

“打下来了。”

陆镇说，“二连从南边摸进去的。”

陆敬亭看了陆诚一眼。

“你那个连？”

“是。”

陆诚说。

陆敬亭点点头，没再问。

他放下茶杯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月亮。

月亮很圆，挂在石榴树上面，照着院子里的石板地。

“你们明天就走？”

他问。

“是。”

陆镇说，“往东边打。”

陆敬亭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浙江那边，孙传芳的人还在？”

“还在。”

陆镇说，“桐庐、富阳、杭州，都有人。

总司令下了命令，要乘胜追击，不给孙传芳喘息的机会。”

陆敬亭又沉默了。

他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放下。

然后他看着陆诚，忽然说：“老二，你跟我出来。”

两个人站在院子里。

石榴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，月亮照在陆敬亭的白头发上，亮得刺眼。

“常凯申这个人，”

陆敬亭开口了，“你跟他打过交道？”

陆诚想了想。

“见过两面。

武昌打下来之后，他给我授过勋。”

“你怎么看他？”

陆诚没说话。

他知道后世那些评价，知道常凯申后来怎么样，知道国民党后来怎么样。

但他不能说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他说。

陆敬亭看了他一眼。

那眼神里有点东西，不是打量，是别的什么。

“我看不上他。”

陆敬亭说，“这个人，心狠，手辣，打压异己，不择手段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看着月亮。

“但他是这些人里，成事概率最大的。”

陆诚转过头看着他。

“孙传芳，草包。

吴佩孚，过时了。

冯玉祥，墙头草。

阎锡山，算盘打得太精。

张作霖，土匪。

这些人，都不是坐天下的人。”

陆敬亭的声音很平，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。

“常凯申不一样。

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怎么拿到。

他手里有黄埔，有钱，有江浙财阀撑着。”

他转过身，看着陆诚。

“你跟着他，能走到最后。”

陆诚没说话。

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。

从1927年到1945年，常凯申确实是最大的。

但后来呢？

“老二，”

陆敬亭说，“你心里有事。”

陆诚愣了一下。

“你从小就这样。”

陆敬亭说，“想什么事，不跟人说。

但你眼睛藏不住。”

他拍了拍陆诚的肩膀。

“你读书读得多，见的世面也多。

有些事，你想的比我们深。

但有一条，你得记住——不管你心里想什么，手里得有东西。

笔杆子，枪杆子，总得攥一样。

攥住了，你才能做你想做的事。”

陆诚看着他。

月光下，这个老人站在石榴树旁边，脸上的皱纹很深，眼睛很亮。

“你爹我做了大半辈子生意，”

陆敬亭说，“见过的人多了。

常凯申这个人，我看不上，但他能成事。

你跟着他，先把路走通了。

等你有本事了，再想别的。”

他转身往屋里走。

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陆诚一眼。

“你那篇文章，我还留着。

‘每一个拉车的、种地的、织布的人，知道自己是一个人’。

这话，像你说的。

等你有了本事，别忘了这句话。”

他推门进去了。

陆诚站在院子里，站了很久。

月亮升到头顶了，照得地上白花花的。

石榴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。

他想起父亲说的话——“不管你想什么，手里得有东西。

笔杆子，枪杆子，总得攥一样。”

他现在攥的是枪杆子。

笔杆子，他已经很久没拿过了。

但那篇文章，父亲还留着。

“老二。”

身后传来声音。

他回头，是母亲。

她手里拿着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