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慈回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

她推开icu的门，手上拎着一个塑料袋——袋子里装着一个保温桶，保温桶里是她花了四十分钟熬的白米粥。米是她从医院门口超市买的，最便宜的那种散装大米，淘了三遍水，煮到米粒开花，又卧了一个荷包蛋。蛋是土鸡蛋，蛋黄是橘黄色的，鼓鼓的，像一只眼睛。

她不知道沈安爱不爱吃。但她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，沈安才几个月大，只喝过她的奶。这是她作为一个母亲，能想到的第一件“应该做的事”。

沈安还躺在床上，姿势和她离开时一模一样——侧躺着，面朝墙壁，被子拉到肩膀。但她的呼吸不一样了，不是凌晨那种压抑的、忍着什么的呼吸，而是均匀的、平缓的，像真的睡着了。

床头柜上多了一个东西。

一个白色的搪瓷杯，杯壁上印着一朵红色的牡丹花，花瓣的边缘磕掉了一块瓷，露出底下黑色的铁。杯里的水少了一半，杯口有一圈淡淡的唇印——她喝过水了。

沈慈的目光在那个杯子上停了两秒。

她走的时候，床头柜是空的。

谁来过？

她没有问。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，拧开盖子，热气裹着米香涌出来，在蓝色的暮光里白蒙蒙地散开。她舀了一勺粥，放在嘴边吹了吹，塑料勺子的边缘碰到嘴唇，温的，不烫。

沈安突然开口了。

“你去找律师了？”

声音还是沙哑的，但比早上有力了一些。像一把生锈的剪刀，剪了一下，虽然涩，但能剪动了。

沈慈的手顿了一下。勺子在半空中悬着，粥从勺沿慢慢滑下来，滴在床单上，一小滴，白花花的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沈安没有转身。她的声音从被子下面传出来，闷闷的，带着一种不属于十二岁孩子的冷静。

“我听见你打电话了。‘林律师’，你说。三次。”

沈慈想起中午她在走廊里给林国强打电话的时候，icu的门没有完全关上。她以为沈安睡着了。

“是。”她说，把勺子放回保温桶，“我请了律师。他会帮你查清楚。”

沈安沉默了一会儿。

被子下面，她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在翻身，但只翻了一半，又停住了。然后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搭在床沿上——五根手指垂着，指尖几乎碰到地面。手背上那道白色的旧疤在暮光里格外显眼，像一条细细的蛇，从指根蜿蜒到手腕。

“没有人会帮我查的。”

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怕被人听见。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像用刀刻在冰面上。

“警察觉得是我。老师觉得是我。同学觉得是我。网上所有人都觉得是我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连姑姑都收了别人的钱，在电视上说是我干的。”

沈慈的心脏像被人狠狠攥了一下。

疼。不是那种隐隐的、闷闷的疼，而是真真切切的、像有人把手伸进胸腔里、一把捏住了心室的疼。

她想起七岁那年的走廊。日光灯白得刺眼，地板是水磨石的，绿色的，有白色的纹路。阿姨说“小偷从来不说自已是小偷”。所有孩子都看着她，眼神里有厌恶，有嫌弃，还有那种“我就知道是她”的笃定。没有人为她说话。没有一个人。

“我相信你。”

沈慈的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像一块石头，不是扔出去的，是放在地上的——稳稳当当的，不会滚，不会被风吹走。

沈安的手动了一下。

她的手指蜷了一下，又松开，又蜷了一下，像是在犹豫什么。指尖在地上蹭了蹭，蹭出一道浅浅的灰痕。

“你凭什么相信我？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。

“你才来了两天。你又不认识我。”

沈慈伸出手，握住了她搭在床沿上的那只手。

还是凉的。骨节还是突出的，像一串小小的珠子硌在掌心里。她轻轻掰开那几根蜷着的手指——这一次，沈安没有抗拒。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四根，五根。掌心朝上，摊开，像一朵终于肯见光的花。

掌心里有新的指甲印。

四个月牙形，红色的，像被蚊子咬的包。其中两个破了皮，渗出的血已经干了，结成暗红色的痂，细细的，像两根红线。

沈慈用拇指轻轻按了按那些印子。

“因为我是你妈。”

沈安的肩膀开始抖。

不是那种细细的、轻微的抖，而是整个人都在抖——肩膀在抖，手臂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