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血色七杀碑》想象里公公想婆婆戏台上妹妹戏哥哥

在油灯下泛着暗淡的光。

“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你虽然是被土匪抢上山的，但在我们这里，你只是受害的百姓，不是土匪婆。我会向上级说明你的情况。你有什么亲人需要联系的，尽管说，我让人帮你写信。”

独孤惊鸿摇了摇头。她把那碗已经凉透的水搁在膝盖上，手指头在碗沿上轻轻画着圈。“戏班的人死的死散的散，我养父独孤班主散班之后一个人走了，如今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。就算写信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寄。成都的联络点，重庆的联络点，我后来都托人问过――都没有回音。”

甄贤公公叹了口气，从桌上拿起军帽重新戴上。他让勤务兵在卫生队旁边给她腾一间屋子，先帮卫生队照顾伤员，等有了亲人的消息再做打算。他说部队就是她的家，什么时候找到亲人，什么时候送她回去。独孤惊鸿点了点头，抱着那床新发的军用棉被走进了卫生队隔壁那间矮矮的土坯房。棉被上有一股樟脑球的味道，她把脸埋在被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――那是她很久没有闻过的、属于“安全”的味道。

独孤惊鸿在军中四处打听，也通过军邮发了几封信到成都、重庆的旧戏班联络点。每一封信她都写得很认真，用毛笔蘸着墨汁，一笔一画地写：吾父独孤氏，旧领江湖马戏班，如有知情者，请与国民革命军某部独孤惊鸿联系。信寄出去之后，她每天傍晚都去营部门口的收发室转一圈，问有没有她的回信。收发室的老兵远远看见她走过来，就提前摇头。

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爹爹和戏班兄弟姐妹们的消息。她的心中充满了失落和孤独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却意外地发现了甄贤公公的善良和温暖。甄贤公公每次从前线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卫生队看伤员。他穿着那身沾满硝烟的咔叽布军装，蹲在伤员床边，一个一个地问伤口还疼不疼、伙食跟不跟得上。问完了伤员，他会绕到隔壁独孤惊鸿的屋子门口，隔着门帘问一句：“今天还好吧？吃过了没有？”

“你爹的消息，我让人继续打听。这兵荒马乱的，找人不容易，可只要人还在，总有找到的一天。”有一回他从前线回来，把一包从省城带回来的红糖放在她桌上。红糖用油纸裹着，外面扎着一根麻绳，纸面上渗出几滴深褐色的糖浆。“这个给你，补身子。你在山上吃了太多苦，瘦得都不成样子了。我们老家重阳镇有个八宝琉璃井，井水泡红糖，喝了长气血。”

独孤惊鸿看着桌上那包红糖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。她从小在戏班里长大，师父虽然疼爱她，可那是一种严厉的、带着棍棒的疼爱――翻跟头翻不好要挨板子，走钢丝走不稳要被罚站桩。甄贤公公对她的好，是一种她不熟悉的、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的好。她只是在第二天洗好他的军装，整整齐齐地叠好，放在他办公室门口。军装上有硝烟的味道，有泥土的味道，有前线带回来的一切硝烟与风尘。她把它们全洗掉了，用清水漂了三遍，晒干之后叠得有棱有角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独孤惊鸿和甄贤公公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。卫生队的护士大姐看出了端倪，有一回趁独孤惊鸿在晒绷带，悄悄凑到她耳边说：“团长这个人，打仗是一把好手，可照顾自己是一窍不通。他那件军装的扣子掉了半个月了，也没人给他缝。你要是得空，给他补一补。”独孤惊鸿红着脸点了点头，当天晚上就找出针线，把那颗扣子缝了回去。缝的时候手指头被针扎了好几下，可她没有吭声。

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，甄贤公公屡立战功，已经晋升为团长。独孤惊鸿也发现自己怀孕了。那天她拿着军医开的诊断书，在营房后面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看着远处的山发呆。山上的树绿了，山顶的云一朵一朵地飘过去。她想起大师兄令狐灯倒在血泊里的样子，想起李大山躺在那间茅屋的地上朝她伸出的手指，想起土匪头子说“我不碰你，除非你心甘情愿”。她这辈子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，现在她的肚子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。她把诊断书叠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
甄贤公公训练回来找不到她，一路找到营房后面。她抬起头，泪流满面。他蹲在她面前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缓缓开口。

“惊鸿，眼下抗战虽然快结束了，可我接到情报，上峰可能要调我们去打内战。这仗，我不想打――中国人打中国人，有什么意思。可我身不由己。”他把军帽摘下来，在手里攥着，帽檐被他捏得有些变形。“我决定了――把你送回我的老家重阳镇，让我娘照顾你。你在那里把孩子生下来，等我。等局势太平了，我就解甲归田，回去和你们一起过日子。你放心，我在重阳镇的茶馆旁边立了一块碑，碑上刻了几个字。等我回来，我把碑上的字补全。”

独孤惊鸿听着他的话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在她攥着的那张诊断书上。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――那双眼睛里有疲惫，有愧疚，也有一种笃定的东西。她说，我等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