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，河生去了书法班。李老师教他们写“大寒”两个字，他用大楷写了一幅，贴在黑板上，笔画粗壮，力道很沉。“大寒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写‘大寒’要用重墨，不能轻飘飘的。字要有分量，像冬天的山石，压得住纸。”河生拿起毛笔，在宣纸上写了一个“大寒”。他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都很用力。“大寒”写好了，看起来很有分量，纸都被他的笔力压出了浅浅的痕迹。

李老师走过来看了看。“不错，有力量。这个‘寒’字写得好，像是冬天的重担。”

河生点了点头，又写了一个“春”字。这个字他写得轻快了一些，笔画舒展，像是在岩石裂缝中探出头来的草芽。

下课后，河生没有直接回家。他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，街上的行人都缩着脖子，行色匆匆，没有人在路边停留。他走过一家花店，看到门口摆着几盆水仙，葱绿的叶子，白色的花瓣，黄色的蕊。他买了一盆，准备带回家。老板裹着军大衣坐在门口，手揣在袖筒里，看见他只是点了点头，不想说话。

水仙花是春节的象征，母亲说过――“水仙开了，年就到了。”

十

1月22日，方卫国从北京来上海了。河生去火车站接他，看到他老了很多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，背也驼了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，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帽，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。皮箱的一个轮子坏了，拖着走的时候一瘸一拐的。

“卫国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河生接过他的皮箱。

“想你了。”方卫国笑了，“来看看你。”他笑着笑着，笑出了泪花。

河生看着他，心里的酸楚翻涌不休。“我也想你。”

两人走出火车站，上了出租车。方卫国坐在后座，看着窗外的上海，说：“上海变化真大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变化大。”河生说，“浦东又起了好几栋新楼，前几年还没有。”

“你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，习惯了？”

“习惯了。”

“想老家吗？”

“想。”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窗外的风景。

到了家，林雨燕已经做好了饭。方卫国看着满桌的菜，笑了。“雨燕，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看得人直流口水。”

“好吃你就多吃点。”林雨燕给他夹了一块排骨，“你瘦了，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你写的那些书，别人读着过瘾，你自己熬着受苦。”

“吃得好。”方卫国咬了一口排骨，“没瘦。”

“还说不瘦？去年的照片你还圆润，现在颧骨都凸出来了。”

方卫国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

吃完饭，方卫国从皮箱里拿出几本书，送给河生。“这是我最近写的几本书，送给你。你好几本都有了，这几本是新印的，上面有我的签名。”他又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他，“这是咱俩在黄河边的合影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河生接过照片，看到两个年轻人站在黄河边，穿着白衬衫，笑得灿烂。那是1985年，他们十八岁，高中毕业。他和方卫国站在黄河大堤上，背后是黄河和对面的邙山。

“记得。”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，“怎么会不记得。”

方卫国也哭了。两个老人坐在沙发上，一起哭。

“卫国，咱们老了。头发白了，眼睛花了，腿脚也不利索了。”

“老了。”方卫国说，“可是咱们的故事还在，咱们的书还在。你说值不值？”

“值。”

两个人同时说出了“值”，然后同时笑了。

十一

1月25日，方卫国要回北京了。河生送他去火车站，帮他拎着皮箱。皮箱比来的时候重了一些――林雨燕给他塞了不少东西，自家做的香肠、腊肉、枣干，还有一条围巾，是她亲手织的，深灰色的，和河生那条一样。

“卫国，你保重。”河生说。

“你也是。”方卫国说，“别太累了，退休了就好好休息，少管那些闲事。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该写就写，该歇就歇。”

“好。”

方卫国走进候车室，回过头看了河生一眼，挥了挥手。河生也挥了挥手。没有多余的话，所有的话都已经说过了。

方卫国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，河生站在那里，久久没有离开。他想起年轻时，他们一起在黄河边跑步，一起在教室里背书，一起在前途未卜的夜晚仰望星空。方卫国的家在镇上，他在学校里住校，每隔几天就会骑着自行车来找他。他们坐在黄河大堤上，看着河水东流。方卫国说：“河生，将来我要当记者，写这个时代。”河生说：“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