？”

“我来之前已经签过了同意书。”她把文件推向我，“你们不是可以替人清除记忆吗？”

“可以。但我需要知道，您想忘记的是他，还是失去他的感觉。”

她的嘴唇抖了一下。

“有区别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我打开那只皮箱。

最上面放着一张照片。年轻士兵站在一棵很高的白树下，笑得有些拘谨。他与他母亲长得很像，尤其是眼睛。

“那那我还是只想忘记，失去他的感觉”

我沉默良久，拿起年轻士兵的那些家书。

“他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您没有看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老妇人把脸转向窗外。

“阵亡通知和信一起送来。我只要看见信封，就会听见门铃声。”

她的创伤入口并不是儿子的脸。

而是送达阵亡通知那天，门外响起的铃声。

我拿起最后一封信，征得她同意以后拆开。

纸上只有很短的一段：

“妈妈，我们驻地旁边的白树开花了。你不是说花开的时候，战争就会结束嘛。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灵不灵，但我还是摘了一片。夹在信里了，或许送到家时已经干了，战争也停了。”

信封里果然落出一片白色花瓣。

已经干枯，薄得几乎透明。

老妇人看见它，突然用两只手捂住脸。

她想忘记儿子，她不要打开儿子的最后一封信。

因为只要永远不打开，儿子就永远都在归家的路上。

而一旦看见最后一句话，她便必须承认，他永远不会回家。

这台雕刻持续了三个小时。

我没有替老妇人雕刻一个儿子仍活在远方的虚假人生。

那样做当然可以。

只需切断阵亡通知与现实认知的神经连接，再将信件改写成远行后的普通通信，她的记忆中，儿子就会是去了南方、去了希尔，或者去了任何一个好遥远的彼方。

可这种温和太残忍。

而且总有一天，会被现实吹破。

我只将那天的门铃声，移远了一些。

从逼仄的门外，移到了白花盛开的原野。

在新的记忆入口里，她仍然打开门，仍然接过了阵亡通知。

只是门外不再站着神情肃穆的军官，而是一条落满白花的路。

她的儿子正站在路的尽头。

不是亡灵，也不是幻觉。

是她真实见过的、儿子十八岁那年第一次离家的背影。

他没回头。

她也没有追。

后来，老妇人在树下拆开那封信，看完了最后一句。

手术结束后，她将那片干花放回信封。

她还记得一切。

“您没有照我的要求去做。”她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可以投诉你。”

“您可以。”

她看着我，眼圈红红的。

“但我不会那么做的。”

她合上皮箱。

走到门口时，她回头看着我。

“泠医生。谢谢你。”

第三台个案原本不属于我。

那是一名十三岁的女孩，叫小珂。

她与妹妹在轰炸中被困在地下储藏室两天。救援人员找到她们时，妹妹仍被她抱在怀里，两个人都活着。

从结果上看，这是极其幸运的幸存案例。

可获救以后，小珂就再没有说过话。

西区组尝试过两次低强度干预。她们判断，失语来自地下的黑暗与轰炸声，因此削弱了相关的感官记忆。

没有效果。

我赶去会诊时，小珂坐在母亲身旁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。她很瘦，头发剪到耳边，左手腕戴着一根褪色的蓝绳。

我问她是否记得储藏室。

她点头。

是否害怕黑暗。

她摇头。

是否害怕炮声。

她仍然摇头。

“那两天里，你做过什么？”

女孩沉默。

她母亲替她回答：

“她一直护着妹妹。救出来以后，妹妹说姐姐给她唱了很久的歌。”